有人写文章称，他和朋友站在立交桥上，望着满街的汽车感慨：掌握着“power”的人都在车里，和没有power因而走在街上风吹雨淋的人彼此隔绝，所以天下基本太平。但如果国际油价不断疯涨，逼得车里的人也走到街上，power与不满联手，事情就难讲。

　　关于power，有不同的定义，按照其中最宽泛的一种，我能坐在空调房里写这些文字，已经可以归入“有‘泡儿’一族”——在公共媒体上就公共事务发言，是最重要的power之一。回望一下自己的来路，从坐公车到开私车、从读别人的文章到在报刊开专栏发文章，也确实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但这两个过程是否齐头并进、互为因果，则已经不可确考，因而“泡儿”与汽车的关系是否那般直接，也不好确证。至于如果油价飞涨以致只好改乘地铁时，我会不会利用笔下的文字发泄不满甚至鼓动革命，就更是不敢妄测。但就现在而言，期望中国产生一个足够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以便让中国也变成一枚“橄榄”，倒确乎是心里最真切的愿望。就这一点而言，我和绝大多数保守的中产阶层分子，没有根本的区别。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国家统计局根据其抽样调查数据，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划定了收入标准。在这份标准中，一个生活在中国城市的三口之家，如果有了6-50万的年收入，就算进入了“中产阶层”。官方机构的文字中终于出现“中产阶层”，终究是好事，只是其结论却不那么结实。6万与50万之间差距达8倍之殊，却被归入同一阶层，不但使得这个阶层从被定位之日起就显得面目不清，甚至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就不那么买账——年薪50万的“金领”，与收入不及其十之一二的小“白领”难得有什么认同，除非是每天都会适时为他递上咖啡的体贴秘书。以我的分析，放低“中产阶层”收入门槛的惟一好处，是可以在纸面上人为制造出一个庞大些的中产阶层，以使理想中的“橄榄”初具雏形。遗憾的是纸面上的成就不等于现实，靠放宽标准而人为膨化起来的“中产阶层”，未必能起到期待中的社会稳定作用。

　　因此，相对于纸面上的文字功夫，我更倾向于相信街头景象所诠释的政治经济学。“车”里、“车”外，已经形成虽然未必隔绝却也相当隔膜的世界。面对同样38度的高温，坐在凉风习习的车里，与奔走或劳作于街头，其“体感温度”自然不同，于是对世界的评价也就不同。年收入达到多少才能晋身“中产阶层”，或许是一个需要复杂计算的问题，但最简单而又坚硬的道理是，“车”里的人绝不想出来，“车”外的人却一定想进去。而至少在比喻的意义上，生产更多的车以便让更多的人有车可坐是发展，“车”外的人强行拽出车里的人取而代之则是革命。“车”里的人当然是既舍不得自己的利益，又放不下对他人的善心，于是必然地钟情于前者；而“车”外的人在等得不耐烦时，必然对后者产生极大的热情。说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力量，道理和依据就在这里。而据此判断，眼下的“主流”舆论矢志不渝地讴歌和呼唤着中产阶层，足以证明所谓主流舆论其实就是中产阶层的舆论。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虽然还没有庞大到成“橄榄”的肚子，但其能够掌握的“泡儿”倒确实已经不小。而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按照6-50万的年收入标准，到2020年时，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比例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不但“泡儿”大，而且人多，中产阶层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