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先驱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性主义者形象是不容置疑的——她对于千百年来女性被压抑被扭曲命运的洞察与反思，对于男权中心文化的揭露和批判，早已在她的传世名著《第二性：女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波伏瓦的真实形象却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的，很长时间内，她往往并不是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本人的成就为世人所认识，“萨特的终身伴侣”这样的说法常常会先于她所有的身份，被世人叠加在她的形象之上。

　　英国女性学者玛丽亚姆·弗雷泽的研究专著《波伏瓦与双性气质》，其出发点就是建立在对波伏瓦这种身份的断裂性的质疑和反思基础上的。在作者看来，波伏瓦被接受被认同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波伏瓦个人的事件，而具有一种女性的身份如何被各种文化因素建构或肢解的普泛意义。

　　在进入波伏瓦的故事之前，作者相当严密地设置了自己的研究框架。首先确立起来的话语前提是，“女性之为女性”是一个流动的解构同时又是建构过程。西方女权主义发展至今，对“女性”这一概念的理解，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将“女性”搁置在“男女平等”的维权格局中，将“男性”作为普遍性的标准来命名“女性”，导致了性别意义、性别差异的抹杀。其后，便进入了强调“女性气质”的时期，但过于凸显“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不同，又掉落到了男权文化早已设定好的“女性何为女性”旧有窠臼中。因而，女权主义很长时间内，陷入了“女性”概念难以正面阐释的尴尬境遇中。为了不使女权主义遭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质疑，只能采取策略的“女性气质”的提法，作为理论展开的起点。而在弗雷泽的新著中，“女性”概念设定的沼泽显然已经被她小心翼翼地渡过了，借助于福柯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女性”不再是一个先验的主体概念，而更多被看作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可以被主体填塞进任何内涵，从而“女性”在遭到解构的同时，获得了可以指向女权主义的解放空间。

　　其次，作者引进并深化了朱迪·巴特勒的“性别－述行－身份”理论，作为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作者看来，“自我”从来不可能脱离自然性别而存在，因为“自我”要通过他人的反复的“述行”来认同来呈现，自然性别恰恰是使他人产生认同的重要基础。“自我”的产生过程其实是一个权力构成的过程，也是自然性别被改造、被挪用、被重新赋予意义的过程。这样的话，作者就寻找到了从“性别”走向“身份”的通道，发现了“女性”如何被男权文化制造出来并且内化的秘密；但另一方面，她却也清理出了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女性”如何脱颖而出的可能方案，“述行”行为需要的反复认同性，使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身份具有某种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一定程度上，也为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女性”进行反思与颠覆提供了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世间关于波伏瓦双性恋故事的四十多个版本，就被作者当作最好的个案，搁置到了“性别－述行－身份”理论拷打的砧板上。作者很清醒地定位了自己的研究重心，即不是为了去芜取菁，发掘波伏瓦情感生活的真相，而是为了“考察制造性别身份的技术”。

　　作者发现，尽管波伏瓦具有双性恋倾向，但异性恋（主要与萨特）与同性恋，并不以同样的地位、功能参与波伏瓦身份的建构。波伏瓦的同性恋故事，在男性叙事者的视野中，完全是从属于她与萨特的异性恋故事的。因而在叙述中，她身上的某些特质被强化了，甚至被虚构了。她被说成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或者是具有母亲欲望的人，她的同性恋故事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异，更多被叙述为对萨特各种风流韵事的模仿或者报复，其独立性被排除了，萨特之于波伏瓦生命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因此跃然纸上。有鉴于此，有男性研究者甚至认为像《第二性：女人》这样的著作，也是波伏瓦对萨特爱情的产物。波伏瓦个人的才华、作为女性的自省与自觉由此都被遮盖起来，被歪曲被抹杀了。

　　通过对塑造波伏瓦身份的各种叙述文本的解读，作者显然把握到了女性从“性别”到“身份”如何被命名的秘密，也触摸到了女性所谓“自我”建构的复杂与暧昧。但无论如何，作者以犀利的笔调，进一步撕开了不平等性别结构的强大帷幕，展现了后现代语境中性别歧视的新途径新方式，使女权主义在当代的合法性与紧迫性又一次得到了强化。